1999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所载《早期同文馆的情形》一文中说：“同文馆乃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此说显然与史实不尽相符。
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不假，但奏请设立者绝不可能有曾纪泽。曾纪泽为曾国藩之子，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到同文馆成立时，他才二十几岁，此前数年间他多居湖南湘乡老家（其家所在地现属湖南双峰县），也间或至江西、安徽军营陪侍挂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乃父。无论在何处，他都无官职，是以读书为主业，这由此期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即可获得确证。曾纪泽这时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奏请。即使在同文馆设立的最初几年间，他连与之直接接触的机缘也没有。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因应荫生试赴京（考毕获户部员外郎职），他才或可与同文馆有所接触，不过很快又因父病请假出都。此后数年间，父母相继去世，他理丧守制，直至光绪三年（1877年）才复回京师任职，开始与同文馆有了较多联系。但第二年他便出洋充任驻外公使，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回国后，受命在总理衙门任职，与隶属该衙门的同文馆再度续缘。总之，是在70年代以后，曾纪泽与同文馆才有过几度可能接触的机缘。而无论如何，当初奏设同文馆之人中绝不会有曾纪泽的。
那么，奏请并促成设立同文馆的主要是谁呢？应该说是恭亲王奕讠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的咸丰十年十二月，他与曾一道参与“议和”的桂良（奕讠斤的岳父）、户部左侍郎文祥联衔上奏，说是“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建议仿照早先即已设立的俄罗斯文馆之例，延聘人员教习“英、佛（法）、米（美）”三国文字语言，学员则拟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清廷批准，但因为外语教习人员迟迟未能落实，故不得不拖延下来，直至同治元年夏间才得正式开馆。需要说明，当初奕讠斤等人的奏疏中还没有正式拟定馆名，“京师同文馆”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并且，当时他们的奏陈中也不是作为长设之馆而只是作为权宜性措施来提议的。因培养外语人才的确是当时清朝办理洋务的长期所需，故该馆开设起来以后便延续下去。
还需说明的是，追溯起来，在奕讠斤等人奏请设馆之前，湖南籍官员郭嵩焘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就曾上奏建议，访求“通夷语者”，使之入京教习，培养外语人才以应“以知夷情”而图“御夷”的需要。鉴此，有人认为，清朝始设同文馆，其议实郭嵩焘首倡（见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33页）。郭嵩焘作此奏请时，正在京任职，入值南书房，不过他的此项奏请未被清廷理会。郭氏的思想开化，在洋务方面屡有建策，后来成为清朝最早的一位驻外公使。他是曾国藩的挚友，两家又结成姻亲（曾国藩之女许配郭嵩焘之子），而曾纪泽本人后来也涉身官场，他与郭嵩焘直接间接的公私联系自不少有，但郭嵩焘当初奏请之事未与曾纪泽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即使假设曾纪泽有可能通过书信方式与郭嵩焘议论过相关事宜，也不能说是由曾纪泽“奏请”，他当时根本无这样的资格。
《早期同文馆的情形》一文，据注系选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1月新1版的《齐如山回忆录》。齐老先生是文化名人，早年曾在同文馆学习过，仅从报上选载的文字看，就提供了非亲历者无法道出的关于同文馆的诸多具体情况，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其书中果有关于曾纪泽奏请设立同文馆之说，则当是误记了。
至于报载齐老先生文中所称“曾袭侯……”云云，如果“袭侯”是作为曾纪泽追忆性的一般尊称固无不可，但若是有指奏设同文馆时他便已袭侯爵之意，当然也是不对的。因为曾国藩是于同治三年攻灭太平天国后才被清廷赏加侯爵的，曾纪泽荫袭侯爵自然是要在乃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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